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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声名与不公,80年代的小说实验,“归来者”王蒙超越
来源:老米信息门户网 发表时间:2019-11-17 17:49:55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9期,原文标题《王蒙:超越“伤痕文学”》,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文/艾江涛作为“归来的作家”代表,王蒙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声名与不公命运后,以其在20世纪

从新中国成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70年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当然,它也贡献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新书《奋进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我们选择了几十位在新中国70年复兴之路上值得纪念的人来回顾中国人民70年的奋斗历程。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39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原标题为“王蒙:超越“伤痕文学”。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调查。

温/艾·江涛

作为“回归作家”的代表,王蒙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名利和不公平命运后,于8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小说实验,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1979年6月12日,王蒙和他的妻子崔瑞芳乘70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离开他们居住了16年的新疆,回到北京。40多人去站台为我送行。公共汽车内外,他们哭了。与不停哭泣的妻子相比,王蒙深受感动。“记忆、青春、友谊和文学复兴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复活季节”。

在北京,1956年出版的王蒙短篇小说《一个来自组织部的年轻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文艺复兴中得到了证明。被搁置了25年的小说《青春万岁》一个月前刚刚出版。王蒙的“右派”问题已经纠正,他的工作已经落实。他被任命为北京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

对王蒙来说,能够再次写作更重要。自1978年以来,王蒙在文学解冻后,在全国一些出版物上发表了小说和文章。许多年后,崔瑞芳回忆起在《人民文学》中看到王蒙新出版的作品,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我立即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拿起杂志跑回家。下雨了,我把杂志放在怀里,浑身湿透了,但是杂志很安全。离家八丈远,我放开嗓子喊道,‘王蒙,看,你的作品已经出版了!……”王蒙正在包饺子,这时他沾满面粉的手抓起杂志低声说道:“多快啊!多快啊!“20年来,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他终于回到了文学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坛的主力军由两大群体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过“下乡上山”的知青作家;1957年“反右”斗争中遭遇厄运的“57”作家。无论是从权力下放到城市的地方,还是从接受思想改造的“流亡者”回到文学创作团队,借用艾青1980年出版的诗集《归来之歌》的名字,这些“归来的作家”终于有了再次说话的机会。

9月17日,王蒙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与艾青、韩牛等老作家不同,王蒙只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王蒙,12岁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4岁加入党,15岁停止学习成为党的干部,从十几岁开始就对革命和文学同样敏感和热情。1956年,22岁的王蒙修改了他三年前开始写的小说《青春万岁》(Long Live Youth),并写了短篇小说《组织部的一个年轻人》(A Young Man),后来在同年9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没有人认为是后者给他带来了名声和不幸。

“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的第一代年轻人是他们信仰的一代。我们相信美,相信理想和理论,相信民族团结和人类友谊,相信工作,相信文件、会议、社论和总结……”半个世纪后,王蒙在自传中用了一系列“信念”来回忆这一代年轻人的特点。王蒙创作的初衷是当时对思维敏感的年轻人的理想色彩。当我第一次写《组织部的一个年轻人》时,我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一些有缺陷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个是问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积极反对官僚主义但在“斗争”中经常被烧伤的年轻人在哪里

在这个短篇故事中,王蒙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对革命抱有简单而真诚的信念,并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区委工作。这位英雄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环境中,却发现他对革命的神圣想象已经在现实中破灭了。他实现理想的努力和随之而来的困惑交织在一起。

起初,这部小说很受欢迎,但很快被批评为含沙射影。从那以后,这部小说的修改成了一个问题。尽管毛泽东亲自为这部小说辩护,并认为作者很有才华,但王蒙在1958年被混淆并归类为“右派”。在北京郊区进行了近四年的劳动改革后,虽然王蒙被从“右派”的标签上去掉了,但他显然不再有写作的权利。很快,随着他对新世界的渴望,他申请调到新疆,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

又写了20年后,王蒙的钢笔从未粗糙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紧迫感。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故事:一个人的墓碑上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但他还没有发表演讲;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画过一幅画。

在市文联安排的9平方米招待所里,王蒙写了一系列小说,如《布里》、《蝴蝶》和《夜之眼》。在那难忘的写作场景中,王蒙回忆道:“9平方米本身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它前面有一个洗手间。每个人都必须在那里洗脸刷牙。声音很大。后窗上有一台电视机。整个招待所可能有50个人在看这台电视机。天气很热,所以我穿着大内裤,光着背。这完全是一种在农村不带武器收割小麦的感觉。那时我真的很兴奋。我已经40多岁了。结果,一种新的可能性突然出现了。那种心理和良好的心情真的令人难忘。”

再次写信的王蒙有点谨慎。在自传中,他将其与自己20多年的青春写作相比较:“与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相比,此时的思维完全不同。它不是由生活、感情、艺术的酝酿和发酵所驱动的,而是由政治需要、政治正确性作为标准,以及第一条规则甚至显示一个人政治正确性的驱动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是所有作家不可避免的事件。它是由“伤痕文学”造成的,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和受迫害官员的悲惨经历,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吴昕的“班主任”和陆信花的“伤疤”。

当王蒙第一次读到《班主任》中描述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心理创伤时,他的眼睛湿润了:这部小说真的能再这样写吗?难道写这样的小说已经不会触动王文,不会造成灾难吗?

然而,有人写道,王蒙发现“伤痕文学”的理念难以满足自己的表达需求,他有意识地偏离了这一趋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写“伤疤”不太感兴趣,因为它太粗俗、太文学、太廉价了。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们期望它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一点,让事情变得更少一点。这更多的是关于政治趋势和期望。”

他开始回归自己对艺术和生活的感觉,用略带感伤的眼光写下了自己对生活、城市、街道和建筑、化妆品和建筑工地、和平与日子的奇怪感觉,这就是1979年10月出版的《夜之眼》(Eyes of the Night)。

这部小说围绕着主人公从一个偏远的小镇到一个大城市的论坛的展开,充满了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和主观感受。从那以后,王蒙似乎找到了自由的感觉。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风筝带》、《春天的声音》、《海的梦》、《新娘与蝴蝶》,这迎来了他的“第二个青春”。

当时,王蒙的写作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评论的现象。1980年8月,“王蒙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王蒙采用的新写作技巧及其引起的“不理解”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作家冯骥才在收到王蒙送给他的上述六部作品时,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我第一次看到《夜之眼》,欣喜若狂。我想他终于咬穿了紧紧包裹着他的结实的茧,进入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自由来去。”在1982年与英国汉学家的一次谈话中,冯吉才将王蒙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他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的一个年轻人》到他1978年获奖的作品《最有价值的人》。作者采用了传统而严谨的现实主义。在创作的后期,王蒙在写作上做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在中国被称为“现代派”。

在这些新尝试中,意识流技术是人们谈论最多的。按照文学史上通常的叙述方式,旨在打破传统小说单一线性叙述结构的“意识流”小说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夫和美国的福克纳为代表,人们通过意识活动和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

事实上,王蒙本人并没有因为他那批实验小说中的所谓“意识流”而感冒。几十年后,他仍然承认他没有认真阅读任何关于“意识流”的理论和经典著作。这种新的创作技巧更确切地说来自于他敏感和深思熟虑的天性以及尝试新事物的个性。“对“意识流”的理解正是我对这三个汉字的理解。意识,很好,写了心理活动的细节。流动,更好,它就像流动的溪流,闪闪发光,清晰地偷偷流淌,隐约可见,起伏不定,飘飘欲仙。啊,这将是一个多么多彩的文本啊!正如刘绍棠后来所说,我已经在初中作文中出现了这样的写作风格。”

王蒙把自己的写作总结如下:注重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很难归纳出一个简单明了的主题。自由和自由的风格;不符合典型化的标准。也许正因为这个特点,许多人认为他的作品难以理解。在王蒙看来,困难的原因是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长期以来过于相信小说的目的论。对他们来说,小说的故事、细节、语言、人物和描写都是手段,主题就是目的。王蒙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一个老朋友问他张洁的《爱不能忘记》是否提倡婚外恋。得到王蒙“提倡晚婚”的回答后,老朋友松了口气。

1982年,一本名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书引起了其他作家的注意。李拓、刘吴昕和冯吉才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并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以表达他们对这本书的兴趣。王蒙还在《小说圈》杂志上写了一篇短文,介绍并认可了这本书。出人意料的是,在那个政治气候忽冷忽热的时代,这一事件很快变成了所谓的“现代风暴”。在此基础上,文怡包对“现代主义”展开了批判。王蒙意识到,这种批评显然带有让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竞选公职的口气。当时,政治局负责思想工作的胡乔木对王蒙有保护和建议。1983年春节时,他在家里与王蒙见面谈了一次话,并反复对他说:“我希望对‘现代派’的批评不会影响你的创作情绪。”也许是因为老领导的批评最终被消除了。

王蒙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一个批评家和被批评者能够真正理解“现代派”。在王蒙本人看来,“我只是喜欢在文学中制造更多的想象、扭曲、随意、灵活、分散的文化和诗意的风格扩展。几十年来,我不想把我的小说和其他作品绑在绳子上。我喜欢在艺术上独一无二,被惊喜所吸引,被惊喜所吸引。”我一贯的说法是扩大精神空间”。

然而,这是那个时代文坛的特殊风景。由此不难理解王蒙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如何在各种裂缝中对小说进行各种实验的。

1985年9月,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走向人类形态》首次发表在《收获》杂志第五期。第二年,它被当代杂志转载。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评论家普遍认为它是王蒙最好的小说,也是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就。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王蒙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最难忘的童年记忆。在自传性很强的描述中,王蒙以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故事为背景。在“旧中国”的惨淡生活画面中,小说描绘了一对陷入不幸婚姻的父母和他们的儿子,他们逐渐萌发了革命信念。

小说创作的动机与他儿子的病有关。1983年秋,王蒙的二儿子王世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五研究所。就在他要尽力的时候,他很沮丧。这让王蒙开始痛苦地反省自己:“我反省自己童年时是否没有全心全意地照顾好他的成长和发展。我想知道他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什么样的压抑、刺激和折磨,我能做些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在父亲的悔恨中,他不愉快的童年记忆逐渐浮现出来。

1934年,王蒙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来自河北南皮的一个偏僻的村庄。3岁时,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占领了北京。王蒙仍然记得小时候进出城门时向挥舞刺刀的日本士兵鞠躬。他的父亲王金迪是五四运动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新青年。他仍然记得他的名字正是他父亲的室友何其芳在《茶花女》中从英雄阿曼德那里翻译过来的“阿蒙”。后来,我父亲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王蒙后来在自传中对父亲的回忆是真实而难以忍受的。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梦想家,他喜欢说很多话。他无法应付现实生活和人员。他事业的失败使一个由他支撑的大家庭经常与债务和饥饿作斗争。家庭生活经常与争吵和不快交织在一起:在争吵中,王蒙的遗孀的二姨会给她父亲倒一壶煮绿豆汤,而她喝醉的父亲会脱下裤子吓跑扭打中的女人。

1984年,王蒙带着他生病的儿子住在武汉东湖宾馆。与此同时,小说的构思逐渐成熟。“我每天都走在东湖边绿树成荫的街道上,突然一个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我应该根据我童年的经历写一部小说。多亏了时代,我终于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世界巨变的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我不能总是生活在历史的刺激中。当兴奋逐渐消退时,真正难忘的将开始浮现:这就是“活动变成人”的酝酿和诞生。"

王蒙在武汉照顾生病的儿子时开始写小说。回到北京后,写作暂停了一段时间。为了弥补童年记忆材料的缺乏,王蒙去北京图书馆寻找旧报刊杂志,逐渐丰富了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记忆。

1985年春天,他去了北京郊区西凤寺的一个小茅屋,开始专心写作。许多年后,写作记忆仍然令人难忘:“我开始了一段疯狂的写作时期。从早到晚,手指上布满厚厚的老茧,背部和腰部疼痛,每天比抄写快15,000字,因为抄写需要不断阅读原稿,而写作充满文字,焦虑、哭泣和恳求,深深叹息,爆炸甚至超过爆炸,爆炸甚至超过吹气。我感到头晕,哭了。我写得没有我想的那么快,记住,愤怒和悲伤,我的情绪和我的想象以每秒8000万转的速度运行。我是作者,我更像一个演员,我喃喃自语,我装腔作势,我投入角色,我正在经历疯狂。我从来没有写得这么难或这么痛苦!”

夏天,在大连的军队疗养院,王蒙又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进入人类形态》。

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源于他父亲小时候给王蒙买的一个玩具:日本版的《进入人类形态》用数字拼贴而成。这本彩色的书分为三个部分,上、中、下,可以翻页。这三页分别是人体上部、中部和下部的图形。不同的页面可以组合成不同的人类形式。

王蒙年轻时从一个玩具中反思了他父亲那一代新旧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小说中,他写道:“一本名为《走进人类形态》(Moving into Human Form)的书帮助倪藻认识到人是由三个不同颜色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头有没有帽子或者有没有围巾,一个身体有没有衣服,第三个部分是腿和脚有裤子或者裙子,靴子或者鞋子或者木屐。这三个部分在活动中是可变的...事实证明,变化多端的人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些三个人在一起很和谐,有些三个人在一起有点僵硬,有点走样,有些三个人甚至让人觉得好笑或恶心,甚至让人觉得很糟糕。”显然,倪武成的生活和命运属于后一种类型,他的父亲是小说中的原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活动变成人”是王蒙对记忆和写作的清理。如果他用以前冲刷一切的革命(写作)来压抑和冲淡他痛苦的童年记忆,那么他会以一种更加自由和放松的态度写作。

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王蒙成为文化部部长。然而,他对写作的热情并没有消失。在一次采访中,他说他当部长的时候,曾经听京剧《哭泣的塔》,为雷峰塔的母亲——白娘子的故事痛哭流涕,她哭倒了塔,因此发现自己不适合当官员。

从文化部退休后,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更大的写作计划是他称之为“季节系列”的四部小说。作为他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虚构编年史”,这个群体的最后一部小说于2000年完成。然而,这一次,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热情。

(参考书目:王蒙的《王蒙上半辈子自传》、《王蒙第二大篇自传》、《季芳的《我的王蒙先生》以及其他可以被训练成王蒙传记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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